来自 文化 2019-09-29 14:07 的文章

【艺术手册】打开理解20世纪中国的文化空间

  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一度激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界的主流范式。但是,随着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其直接对立的意识形态隐身,这种范式所蕴含的学术能量也释放殆尽,遭遇越来越多新一代学人的反思。新世纪以来,这种反思全面展开,新的研究方法、思路、成果迭出,研究空间持续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就是相关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该丛书共六本:《“晚清文学”研究读本》(张春田编)、《“左翼文学”研究读本》(徐志伟、张永峰编)、《“延安文艺”研究读本》(刘卓编)、《“年代文学”研究读本》(刘复生编)、《“底层文学”研究读本》(李云雷编)。本期发表两则笔谈,是推介,更是推动,以期深化与壮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形成。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发生了巨大转变。与20世纪中国历史密切相关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呼应着时代变化,深入其中,就能感受到社会变迁的支配性力量。8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人文思想讨论的显学,很多思想文化命题借现当代文学研究得以提出、阐发。到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居”到特定学术规范和学科专业中。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日益经典化、古典化,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与时代、社会对话的功能和可能性。本文试图在这样的脉络中解读徐志伟联合刘复生、贺桂梅、李云雷、张永峰、刘卓、张春田等中青年学者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下简称“丛书”)的学术价值。

  这套全面、系统梳理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研究成果的丛书,分为“晚清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艺”、“50-7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和“底层文学”等不同主题,基本涵盖了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丛书”不只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学术盘点,更是对8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再反思,仅从书名采用“现当代文学研究”就可以看出,丛书的策划者和主编者依然试图强调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文学的当代性。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表面上看起来是现有学科体制中的两个相邻专业,其实,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自身及二者的关系就处于激烈变动之中。在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成为文学领域的显学,这与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文化思潮有关。七八十年代之交,通过对那种强调革命、政治的文学史观进行反思,确立了现代文学的经典地位。这就把当代文学视为一种过度政治化的文学,与具有启蒙价值、审美价值的现代文学,从形态上区分开来。比如,作为显学中的显学的“鲁迅研究”,就出现了研究思路从晚期鲁迅、左联时代的鲁迅向早期鲁迅、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鲁迅的转变。这种贬当代文学、褒现代文学的学术倾向,体现在80年代提出的两种文学史观念上: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由北京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这种整体的文学观念把现、当代文学整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把当代文学归入现代文学的范畴,尤其是排除掉“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实现现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的对接,从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文学作为统摄20世纪文学的主线;二是“重写文学史”,由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出,“重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反拨,通过反思革命的、政治的文学史观,重新发掘那些被革命文学所遮蔽、压抑和边缘化的作家作品,甚至使之成为当时的研究、接受热点,如张爱玲、沈从文等。可以说,这两种文学史观念取消了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突显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90年代以来,在海外汉学影响之下,作为现代起点的五四也受到重新反思,这体现在以王德威为代表的海外学者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这种观点强调现代不是从五四开始的,因为晚清文学中就有多元的现代意识。这一方面质疑了中国现代文化发端于五四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动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新文学秩序。在这种背景下,“现代”的概念被泛化,也为通俗文学、商业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那些作为五四时代启蒙理念的“个人”、“自由”等现代价值,不只是来自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所提倡的白话新文学,更与晚清以来的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文艺相关。这也就是张春田主编的《“晚清文学”研究读本》所展示的“晚清热”。

  与“晚清热”相伴随的是现代性的流行。现代性是对英文Modernity的翻译,与现代强调一种文化价值、现代化偏重经济指标不同,现代性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套现代价值理念的再反思,是一个更为多元、多层的概念,为打通晚清、民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借助现代性的概念,产生了两种现当代文学研究思路:一是打破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革命文学与商业文学、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为通俗文化、都市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合法性,这也导致晚清、老上海、民国成为研究热点,30年代的“夜上海”变成了消费、欲望的现代都市空间;二是在80年代被负面化的革命、左翼文艺,作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也被重新纳入现代性的框架。这突出体现在90年代初期由海外学者主导的“再解读”模式,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代表,成为90年代中后期新对50-70年代的基本认知方式。

  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8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思路进行了再反思,使得左翼文学、延安文学、50-70年代文学成为热点。这建立在90年代出现的两种新的学术思想转向上,一种是上面提到的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所展开的“再解读”,打开了阅读革命文学、政治性文本的空间。这种文化批判理论改变了把文学与政治截然分开的观念,认为文学、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二是90年代中后期在人文思想领域出现的新与新自由主义论争,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启蒙共识、改革共识破灭。面对90年代的市场化及其带来的危机,不同立场的学者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新的影响下,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被重新放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的框架下解读,突破了80年代把政治与文学隔开的观念。这在徐志伟、张永峰主编的《“左翼文学”研究读本》中有鲜明的体现。

  在当代文学研究内部,90年代中期以来,以洪子诚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对“当代文学”概念本身进行反思,认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建构过程,与新中国确立自身文化领导权有关。通过把五四新文学变成现代文学,把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作为比现代文学更先进的、超越现代文学逻辑的社会主义文学,当代文学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而现代文学也被反身建构出来。这不仅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打开了空间,而且也预示着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从当下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这些研究一方面显示了对80年代蔚为大观的上海热、民国热的再批判,重新关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之外的左翼文学,以及与国统区平行的延安文艺,另一方面也间接回应了新世纪之交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危机。

  这些研究恢复了左翼文学的政治性和批判性,但与90年代“再解读”视角下的文化政治不同,新的研究更强调一种社会政治视野,把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一些政治性议题如劳动、动员、组织等可以在文学场域展开讨论,这体现在蔡翔的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所强调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为解读革命实践下的左翼文学、人民文学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刘卓主编的《“延安文艺”研究读本》、贺桂梅主编的《“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对这些研究路径都有充分的体现。

  与对50-70年代文学研究相平行的另外两种研究热点,一是对80年代文学的再反思,突出80年代文学参与到改革开放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从而阐释80年代文学与社会思潮、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互动,这体现在贺桂梅的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程光炜主编的《重返八十年代》等著作中;二是对底层文学的研究。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新出现的文学现象,重新强调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突破了80年代所形成的纯文学理念。但与左翼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不同,底层文学没有清晰的政治色彩,这些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作家,让在主流文化中看不见的底层得以浮现出来。对于这两个研究倾向,刘复生主编的《“8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和李云雷主编的《“底层文学”研究读本》都做了全面梳理,他们本人也是相关领域最有研究心得的学者。

  2008年以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为经常被讨论的话题,这与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崛起,以及2010年前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关。中国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如何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这成为学术界、思想界的核心关切。与80年代再启蒙、重新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不同,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人们更想从中国社会和历史内部解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这种论述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中国经验是成功的,中国道路是区别于西方的“独特”之路。这是一种更具主体性、更辩证地理解中国的方式,使得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获得重新阐释的空间。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经典化和古典化。如果说90年代现代文学已经开始经典化,体现在现代文学研究变成事无巨细的文化史,那么近些年当代文学研究也开始进行史料研究、版本研究,当代文学的学科合法性、学科危机不再是问题。这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和自信,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丧失。这体现为晚清文学取代近代文学、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共和国文学取代当代文学的观点,这就改变了从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到现代(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再到当代(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关系,变成了一种更加中性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框架,反映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融合趋势。

  二是重新政治化的当代文学研究被有效组织到20世纪中国主体的论述中。与80年代剔除掉50-7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近些年所出现的把近代中国讲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述,把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都解释为一种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阶段,包括50-70年代也在进行一种有中国主体的现代化尝试,这就使得20世纪中国与古典中国实现了更内在的勾连,从而把近代以来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也放置在上下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的框架下来理解。相比80年代把传统中国变成负资产、把近现代中国变成蜿蜒曲折的过山车,如今的中国开始被讲述为绵延数千年、从未被中断的辉煌文明史,以及近现代以来不断探索、逐渐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是另一种现当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体现。

  这种现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深度对接,进一步削弱了五四新文化的意义。从某种角度看,当下中国完成了近代以来民族救亡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任务,已经从传统中国变成了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国,这就使得近代以来中国渴望现代化的内在焦虑消失了,这可能导致传统与现代、革命与现代之间的冲突被消解,这为打通古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史观提供了逻辑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现当代文学所负载的中国经验是否还具有独特价值,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